继4月两次接受美国国会“拷问”后，5月22日脸书掌门人扎克伯格又出席欧洲议会听证会接受质询。由于脸书5000万用户信息泄露并遭剑桥分析公司盗用，令全球用户质疑互联网公司保护数据不力。
5月25日，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正式生效，对信息技术企业保护用户隐私的责任规范空前严格。但越来越多人怀疑，欧美各国高喊保护数据安全，究竟有多少诚意和能力。
隐隐形成“控国”之势
2012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投资2亿美元拉动信息数据相关产业发展，“大数据战略”升格为美国国家战略。经过多年潜心发展，脸书、谷歌等信息技术公司借助各种数据，将技术、金钱和权力高度捆绑，形成跨越多个社会层面的“硅谷帝国”，左右着国家的政治经济走向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
《华盛顿邮报》称，“信息网站就像农产品垄断者，决定着我们的食谱，人们的互动和日程安排都受它们左右，连传统媒体都在逐渐变成它们的附属品”。《连线》杂志记者尼古拉斯·汤普森坦承，如今“每一家传统媒体的老板都清楚脸书的威力，并且指望‘脸书农场’提供读者欢迎的素材”，“信息网站正对生活的所有角落产生影响，包括政治”。
英国《观察家报》指出，无所不能的“硅谷帝国”近年来显露出插手国家政治的迹象。以盗用脸书用户信息的剑桥分析公司为例，迄今它插手过200余场选举，对象国家包括尼日利亚、肯尼亚、马来西亚、捷克、墨西哥、印度、阿根廷等。“通过第三方应用程序从脸书收集的用户数据作用最大，甚至影响到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和英国脱欧公投。很明显，该公司的重点是使用未经授权的数据来改变人们的行为，从而对政治活动造成间接影响。”
基于大型信息技术公司完全能与真正掌握国家权力的“深度国家势力”形成统一战线，美国科技网站“科技危机”称，过去10年硅谷已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越来越向华盛顿政客靠拢，表现之一就是向候选人提供大量政治献金。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时，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从高科技公司获得的捐款一度占到捐款总额的90%，谷歌、亚马逊等巨头都名列其中。
不夸张地说，信息技术寡头与政客组成的统一战线在影响政治生活、适应危机乃至转化危机方面的能力比政府都强。美国一家高科技孵化公司总裁戴夫·迈克卡卢尔说：“无论什么时代，信息即权力。毫无疑问，控制海量用户信息的互联网公司是隐形政治力量。他们不只是对政治活动施加影响，还会参与竞选，表现出超越国家机器的潜力。”
可能出现“数据灾难”
信息技术公司之所以能成为隐形政治力量，凭借的就是掌握的海量数据，其中不乏关键与敏感数据。迈克卡卢尔说，一旦数据外泄，足以酿成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信息操纵事件。微软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博伊德表示，“担忧隐私泄露是人类紧张和焦虑的源泉”，如果这些隐私数据被别有用心的人或组织窃取，就可能造成危及国家政治、经济和军事安全的“数据灾难”。
美国畅销书《爆发》认为，人的行为看似随机无序，但实际存在某种规律性。社交网络发达的今天，大数据把人的行为放大分析，能够相对准确地预测人的性格和行程。如果这些数据泄露，获取者便可对人们的投票历史、政治捐款行业分布等数据进行分析，从而发现所属国家潜在的政治变动和危机并加以利用。“你能说这不是危险的事吗？”
军事上，信息数据泄露可能造成的灾难更是显而易见，比如余波未平的前美国国家安全局雇员斯诺登事件。美国《国防》杂志称，美国各级国家安全部门对数据处理工具及相关服务的需求达到历史最高点，军用无人机与卫星拍摄的各种影像数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对各种数据进行过滤与整理的工作量只增不减。如果这些数据或分析算法以及获得的结果泄露，可能对整个情报安全网络造成不可逆的损害。
不愿放弃“情报宝藏”
那么，作为国家管理者，政府有没有做好监管互联网数据，尤其是掌握在私人信息技术公司手里的庞大数据库的准备呢？
实际上，欧美政府远未做好监管、堵塞民用互联网泄露渠道的心理准备，某种程度上他们甚至不愿看到毫无漏洞的互联网。《国防》杂志称，互联网泄露出的数据堪称“情报宝藏”，情报机构可通过它们“发现世界的秘密”，对美国来说尤为如此。美国在网络空间具有先天优势，网络域名与网址监管由美国掌控，各国和地区的网络通信支干线都要经过美国主干线，全球互联网13台域名根服务器中的10台在美国，意味着80%的互联网信息均须流经美国。只要泄露其中一小部分，就能让美国在情报、经济乃至军事、政治领域占尽先机，获得与传统地缘政治优势等同的新型地缘战略优势，实现“数据霸权”。
此外，欧美政策制定者也不知道如何才能维护专业性极强的“数据秩序”。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无话可说的参议员查克·格拉斯利甚至耗费宝贵的听证时间，听取扎克伯格介绍脸书的运营流程。另一位参议员罗伊·布朗特则“扬长避短”，不问专业问题转而聊天，帮儿子问候扎克伯格。最终，这场持续五小时的听证会得出的结论之一，就是脸书应该“自行对其内容负责”。在欧洲议会听证会上，同样缺乏专业知识的欧洲议员也不知道如何提问。自由派党团主席维尔霍夫斯塔德表示，12名议员虽用了约60分钟来集中提问，但其中有不少重复内容。而在集中回应环节，扎克伯格只照本宣科地讲述7分钟就下了台，议员们除了郁闷，没有任何办法。
这些听证会反映出欧美立法成员在信息技术方面缺乏知识储备，除了泛泛地要求加强监管和隐私保护外，拿不出什么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好比让小学生去批改大学生的作文，只能让对方在表面上服从，暗中仍极有可能我行我素。
即使做好监管互联网信息的心理和知识准备，如何从技术上予以实现，仍是一大难关。维克托·舍恩伯格和肯尼斯·库克耶在《大数据时代》中定义互联网数据的四大特点，即大量、高速、多样、真实。处于流动和存储状态的互联网数据达到天量，如何监管并发现泄露苗头，比大海捞针还难。再加上各国互联网监控设备和方式暂时难以统一，很容易造成监控行为重复浪费，更增加了数据监控的成本和难度。
需第三方强力介入
互联网哲学家叶夫根尼·莫罗佐夫认为，政府在互联网数据管控上短期内难有颠覆性突破，因此可以尝试构建包括技术、监管、法律等多个层面的体系并引入第三方机制，让数据应用程序定期接受独立审计人审查，尽量预防数据泄露。
美国马萨诸塞州总检察官黑丽是这一观点的支持者，她在批评脸书用户信息泄露事件时一针见血地说：“很显然，他们没有自我管理的能力！”
《华盛顿邮报》指出，逐利本性决定了社交网站自我约束能力低下，与此同时，“某些重要政府部门或政治人物是他们的终端用户，双方利益交织在一起”，因而监管流于形式。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的互联网监管法规多达130多部，却无法对数据安全形成有效管控。
英国《卫报》认为，减少互联网数据失控的危险，需要建立由独立第三方牵头的多层次监管体系。“政府制定的法律必须得到遵守，遵守的效果必须由与互联网公司和政府没有利益纠葛的第三方监督。”
